《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草案最近出台审议，其中有重大意义的内容就是按照国家条例的要求，将水、电、气、暖交给专业部门负责，抄表到户，小区物业不再越俎代庖，因为往年的代收代缴导致了众多物业企业的亏损。我们费尽心机的结果是把原属于业主的公共设施“有偿移交”给垄断行业，然后让他们来找我们收全额的水、电、暖费，这是让业主自己掏钱来把本属于自己的财产奉送给别人赚自己的钱，而别人还很不买账，这就是今天落后的物业管理实践的结局，它们的起因在于：人们如此急于地放弃自己的责任，结果也就是他们不再拥有相应的权利。深究起来，社区中属于业主的公共设施其维护与管理到底难不难？其实不难，通过对业主公共财产的收集、建账、有效管理，这些配套设施都能为社区提供更多的附加价值，其收益是能大于成本的，垄断行业要利用业主的设施给业主提供收费服务，它是否应当付费？我认为是不言自明的，但而今，社区自身正在丧失控制权。

　　原来，物业管理同时包含着两种本质上有区别的活动，一是预控、建章立制、约束、沟通、管理过程，它需要大量政策上的掌握，熟悉各行各业和国家政府机关的行为方式，或者说，管理活动；二是传统的保安、保洁等七大服务——也就是服务活动。但是更为明晰的区分，则应当说，前者是社区的政治活动、公共性活动，后者是社区的经济活动、微观活动。

　　我们行业推出“服务论”的目的之一，原是淡化物业管理参与“政治活动”的色彩，使企业超然于政治之外，但其实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唇齿相依，一旦物业管理者拒绝在社区公共事务上承担责任，他们往往也丧失了其它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的合法性，业主们很可能会对小区保安员的英姿飒爽而感到满意，但也会为他们的失盗、或者物业公司在任一公共事务上独断专行而缺乏必要沟通的时候提出拒交物业费，时隔很久，物业管理者才发现因为自己缺乏有效的呼声，而被挟持了，就使从业者在“业主该找谁？”的问题上不可避免地玩起了太极，“沼泽派”或者说“骑墙派”的实践，结果是物业管理企业在经济活动方面也越来越捉襟见肘，正如一个企业管理者评价他的下属往往只需要一种依据，那就是业绩和结果；当物业管理者无法作为一个有效的联系纽带来协助业主“团结起来”，他将不可能取得理想的结果。

　　所以，任何一个物业管理者的每日工作也要包含如下一些事情：处理投诉、张贴告示、现场巡视和督促违章整改，在适当的时机举办座谈和满意度调查。这些活动在很大的程度上也仅仅能起到“维持现状”的作用，因为被一些专家的指导束缚了手脚，他们可能时常备感孤立，和单个业主的对话总处于一种落尽下风的味道，如果情势继续下去，一些“消防队员”就必不可少了，因为纠纷和麻烦是层出不穷的。——事实上，一切问题的背景在于社区中的基本共识没有达成，更遑论团结？近年来的中国社区颇像冷战行将结束前东德和西德对峙的情况，这种分裂的事实部分是源于更强大的政治力量、诸如开发商和大宗产权的业主在进行较力的结果：也有可能因为房价上涨的利诱，使关于“业主”这一真实身份的谎言愈演愈烈。每个社区重复上演的“闹剧”反映出了整个物业管理制度的众多痼疾：掩盖矛盾和实际成本、不负责任和漠不关心、工作粗枝大叶、等待和抱怨、尸位素餐。这是物业管理行业处于变革前夜的令人信服的证据。

　　但反观之，如果说中国的政治改革的进程一无是处的话，我一定跟他急。没有什么改革比中国物业管理的产生及发展对政治改革本身影响更巨大的了，社区当中的民主革命甚至很早就超越了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新思维”，业主运动的进程表明，今天的许多物业管理者处在一种完全陌生的局面之中，在2007年春深圳物业管理联席会上所听到的一种声音，就是一些业主“又在胡闹”，长期以来，通过优秀业绩所培育的行业精英们竟会如此“稳坐”在安乐椅里，以至自信到不允许出现不符合我们意愿的选举结果。按照施米特的观点，政治并不是一种生活方式或一套制度，而是一种使政治成为政治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区分敌友。而业主天然地会划分派别：哪些是盟友，哪些是敌人——这种觉醒意味着无法逃避的政治诉求。

　　物业管理真正光辉的年代在2001年，国家一级资质的行业第一方阵刚刚浮出水面，那时的很多专业物业管理人可能是进行着游刃有余的工作：譬如说非常完善的业主资料，非常充分地主动沟通，在重大的政策如外人准入、停车位和公共设施维修、更新方案使用上采用征集业主投票这种“准业主大会”的形式，但是物业人的政治觉醒时则走向了反面，他们一味地站准了队伍，开发商的队伍，对促使业主团结的行为“开红灯”的机制可能使物业管理沦为某种“提线木偶”，这种情况下大家只能坐在办公室里，做官当老爷；如今物业管理质量体系的实施往往显得很空洞——也许，人们也只有用形式主义来应对官僚主义。

　　物业管理的政治目标出现了偏向，必然产生管理活动的反常，比如说，原本任务是清楚界定权利之间的边界，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却要去模糊权利关系，助长大家侵占公共空间、公共利益的行为。

　　未来，物业管理者的根本态度将一步步朝着理解业主自身的选择去转变，踏上一种真正的“政治合作”的路途，物业管理者通过改革政策培植自己的威信，但不是用威胁和恐吓，而是采取公开贴近业主，而且是号召大家对自己提出批评的方法，堵住人们的嘴巴是得不到威信的。在政治上越成熟，物业管理者就能越快地取得成功，当然，变革肯定要付出代价，但关键是这些代价的付出是否值得。